中國文化必須在現(xiàn)代世界尋找新的支點
第三個觀念性障礙，是對自身文化的認知。我們很多人認為，中國文化博大精深，我們長期身處其中，哪會不知道中國文化？因此產(chǎn)生了一種目空一切的文化自傲，還把別人的文化反思批判成了文化自卑。其實，中國的古人言談，并不等于中國的文化實踐；中國的文化歷史，并不等于今天的文化實力；中國的文化優(yōu)勢，并不能掩蓋它的嚴重缺憾，而身處文化之中，更不等于獲得了文化自覺。這就像我們天天呼吸，卻并不一定熟知自己的呼吸系統(tǒng)和循環(huán)系統(tǒng)，更不一定熟知城市的空氣質(zhì)量。
中國文化在今天正處于重新選擇、自主創(chuàng)新的關(guān)口之上，而與其他文化的交流、對話和融合，正是中國文化選擇和創(chuàng)新的重要契機。
近30年的改革開放和社會轉(zhuǎn)型，把經(jīng)濟放在前面，把文化放在后面，這是一個聰明而又無奈的設(shè)計。沒有想到的是，經(jīng)濟大發(fā)展所產(chǎn)生的震蕩需要由文化來平衡，尚未轉(zhuǎn)型的文化卻成了大家索求的對象，于是文化更加變得怪異。把大話、空話當作文化話語，把偽飾、瑣碎當作文化格調(diào)，把嫉恨、互傷當作文化行為，出現(xiàn)了“處處是文化卻找不到文化”的現(xiàn)象。兩次世博會中國館的境況，正局部反映了中國文化在當代的失語狀態(tài)。
我誠懇地希望，從事對外文化交流的人，一方面，需要對外傳播中國文化，另一方面，又要以國際坐標來篩選和重組中國文化。要直率地告訴國內(nèi)，國際間對中國文化的了解少而又少，許多文藝演出在國外的所謂“轟動”，主要是那些在國外的中國新移民一解鄉(xiāng)愁罷了。國際間并沒有多少人癡迷著中國的儒家、兵法、武打、變臉、權(quán)謀或唐裝。中國文化必須找到在現(xiàn)代世界堂皇存身的支點，既不是經(jīng)濟支點，也不是地理支點，而是文化本身的支點。這就需要不少醇靜的中外文化學(xué)者一起來深思切磋，然后逐漸普及，再在普及中不斷調(diào)整�，F(xiàn)在離目標還相距甚遠。
文化交流主要通過感性形象來實現(xiàn)
第四，文化交流的結(jié)果，是普通人對某種文化的自然喜愛和尋常好感，既不是國家話語，也不是概念話語。形象大于思維，感性大于概念，行為大于口號。最近幾年不少官員和文人越來越喜歡用一大堆朗朗上口的成語、古話、形容詞、排比句來描述中國文化和中國精神，其中不少概念翻譯成外語后，很難讓別人搞明白其中明確的內(nèi)涵和外延，變成一種捉摸不透的“語言流”和“概念團”，成了文化交流的又一個障礙。
我記得，德國詩人歌德對中國人情感方式的驚喜發(fā)現(xiàn)，是通過中國古代一部三流小說《風月好逑傳》，而不是通過他早年就讀過的《論語》和其他中國經(jīng)典。其實，我們對德國文化的感受，也不是通過什么官方話語，而是通過歌德、貝多芬、巴赫。
在當代傳媒間，連篇累牘的概念式話語，常常比不過一張照片的反作用，這樣的事情不勝枚舉。此外，概念式話語由概念式人物說出來，更難感動普通人。政府官員、發(fā)言人固然也是有血有肉的人物，但他們的職務(wù)帶有一定的概念性，人們更容易想到他們的職務(wù)所包含的背景，因此比不上街頭的隨意采訪更有說服力。
在最廣泛的層面上，文化交流也必須選擇真正具有國際說服力的感性形象。一個泰戈爾，就讓印度文化納入了西方主流文化。一個海明威，讓歐洲文化接受了美國文化。在中國古代，玄奘、鑒真、朱舜水、利瑪竇、湯若望、徐光啟，都是這樣的文化橋梁人物。在中國近代，胡適、趙元任、林語堂有可能成為這樣的人物，可惜兵荒馬亂間都不得不中斷了文化紐帶的作用�，F(xiàn)在中國的姚明、郎朗和幾位具有國際號召力的電影演員，倒是實實在在起到了積極的文化紐帶作用。我相信，在今后，文化交流主要不是以國家話語、行政活動的方式，而是以有魅力的橋梁式人物為中心來開展的。這種橋梁式人物，可能是藝術(shù)家、運動員、學(xué)者、慈善家、宗教家，但大多不會是官員。對此，我們要期待，要發(fā)現(xiàn)，要守護。
(來源：環(huán)球時報 2006年10月)
（作者是中國著名文化學(xué)者 余秋雨）
（編輯：王建芬）
